谁发现并利用了世界上最早的”茶“？古往今来，很多人都愿意相信是“神农”，问及原因，则是那句据说来自《神农本草》的”神农尝百草，日遇七十二毒，得茶而解之”。
实际上，如果我们真的查阅古籍，会发现一个尴尬的事实：这句话不仅在现存的各个版本的《神农本草》、《神农本草经》中没有出现，在《本草蒙筌》、《本草崇原》、《本草行义》等古籍上也毫无踪影。
作为中国古代农耕与医药之神，“神农”实际上是我国早期农耕与医药形成时期的一类神话传说，是古代劳动人民的一种象征性存在，而在真实的历史中，人们对茶叶的认识和利用，最早是由发源地的先民开始的。
随着人类活动的不断扩展而传播，原本不产茶和不喝茶的地区都逐渐接受了茶叶，而在早期茶叶传播史中发挥关键作用的，并不是云南的濮人部落，而是四川的巴蜀文明。
商周时期茶叶并未真正进入中原
首先，我们要明白一点，先秦时期的“中国”概念，仅限于如今的中原一带，对于当时的中原人来说，无论是位于澜沧江中游山区的濮人部落，还是已经在四川盆地发展出农耕文明的巴蜀古国，都是位于遥远地界的“外国”，当时中原获取的茶叶也是少量且频率极低的，茶叶真正进入中原人的生活，已经到了战国后期。
了解过早期茶历史的茶友，可能会对上述这段文字抱有疑问：不对啊，《礼记》、《晏子春秋》、《诗经》等先秦文献中都出现了很多有关“荼”（tú）、“茗”之类的记载，这些难道都不是茶吗？——其实真不是。
我们不妨来看看各先秦文献中对“荼”的具体描述，其中《诗经》中共有七篇出现了“荼”，比如《邶风·谷风》中的“谁谓荼苦，其甘如荠”，但《诗经》中的“荼”，其实都不是“茶”。
古人也明白这点，比如《说文解字》和《尔雅》中都将“荼”解释为“苦菜”，西汉时期为《诗经》做注释的汉学大儒毛享，进一步指出“荼”所代表的“苦菜”，是一种芦苇类或菊类的野菜。
那为什么“荼”后来又变成了“茶”呢？这主要是因为茶叶最初传入中原时，也是作为杂蔬食用的，而茶叶中虽然含有丰富的氨基酸、糖分等鲜味物质，但也含有咖啡碱，儿茶素等收敛性物质，煮制后会产生苦涩，当时的人们便将茶叶归入“能吃，但味苦”的苦菜类，由此便用“荼”来主要指称茶。
举个例子，晋朝大儒郭璞在《尔雅·释木》中对“槚”词条的注释中，写到“树小似桅子，冬生叶可煮做羹饮。今呼早采者为荼，晚取者为茗，一名荈，蜀人名之苦荼”。为了缓解茶叶的苦涩味，煮制茶叶时人们还会加入各种蔬菜和调料，直到唐朝前期，这种“杂食”的方式还比较流行。
也正是因为对茶的混用与杂食，早期文献对茶的认识和记录也存在混淆不清、所指不明、名称众多等现象，这就导致光是有文字可考的“茶”名称就有20多种，包括“茶”、“诧”、“茗”等等，我们在考证时也需小心考证，把茶问脉。
文字学史中的“字源”研究方法，也能证明其演化过程，“茶”，本就源自对“荼”的假借和简化，取其“木”上之“蔬”的寓意，早期的“茶”也不读“查”，而读作“涂”，西汉时期部分典籍中以“涂”指代“茶”即为副证。
后来，随着茶叶的日渐兴起，早期的混用情况逐渐减少，东汉时期还专门要求以“查”作茶的读音，而到了唐晚期，“茶”、“荼”并用的情况基本不再出现，取而代之的是专用称谓“茶”，因此陆羽在《茶经》中没有再提及“荼”这一曾用名：“其名，一名茶、二曰槚、三曰蔎、四曰茗、五曰荈。”
说到《茶经》，里面还有一句流传甚久的名言：“茶之为饮，发乎神农，闻于鲁周公”，这句话是真是假？结合具体史实和中国古史领域“古史辨派”的学者研究来看，这其实是中国古人习惯性的臆测，学名叫做“历史的层累”。
“层累说”是个很有意思的观点，其认为历史在流传的过程中会发生变化，失去原本的面目，因此不能只关注史料所述的史实，更要关注史料本身的时代，史料离所述史实时代越近，可信度越高；越晚出的史料，事迹更加详细，体例更加完整，反而证明其中掺入了大量的伪造内容。
举个例子，诗经中只提到过大禹，商人和周人的祖先；而到了论语中，就有了尧舜；到了战国，又有五帝之说；邹衍之后，黄帝成了华夏共祖；而比黄帝更早的伏羲神农，要到汉代才流行起来，至于最早的盘古开天辟地，到了魏晋时期才有相关记载，可以说时期越晚，写的东西反而越超前了。
“层累说”鼓励历史学家考辨流源，对我们的生活也有所启发，如今大家身处一个信息纷繁复杂的时代，在接收信息时，如果能做到对其传播途径考证流源，才能保证接收到真实的信息，进而做出正确的判断，也就是不唯书，不唯上，只唯实。
展开联想的话，江南体育下载平台注册 行业其实也存在类似的“层累”，比如大家都知道号级茶，印级茶，大红印，文革砖等概念的含义，但少有人知的是，这些概念其实都出自90年代的台湾茶界，当年是没有这样的叫法的，这些由后人撰写的历史中，又有多少伪造的内容呢？
古代四川茶的兴盛与传播
言归正传，类似于《礼记》这种成书较晚，由缺乏证据价值的文献还有很多，但对于论证茶树充分驯化的帮助都不大，反而是成书于东晋永和十年的《华阳国志》里的一处细节，为我们展示了早期茶叶利用的一角。
《华阳国志》中的《巴志》记载：“周武王伐纣时，得巴蜀之师，著乎《尚书》……丹、漆、荼（此处的“荼”即为词语混用）、蜜……，皆纳贡之”。这句话的意思是，武王伐纣时巴蜀人曾表示顺从，并纳贡了包括茶在内的各种珍奇特产。
据学者考据，纳贡一事可能并不存在，是巴蜀先民为了自高身份而杜撰的情节，但殷周时期，巴蜀地区确实已经拥有了比较发达的农耕文明，具备了驯化出栽培型茶树，并将茶叶送往中原，供王室上层品尝的条件，只不过当时的中原政权可能并不稀罕这种有苦涩味的叶子，史官也就将其归入“荼”一类的苦菜了事。
我们再来看更确切的记载，清代顾炎武在研究大量古代史料后写就的《日知录》中，记载了“自秦人取蜀后，始知茗饮”，这就对应了公元前316年“秦惠王取蜀”时，四川已经有了茶产业的真实历史。
四川茶是中原人喝到的第一种茶，也是受到茶界广泛认可的观点。秦后千年，云南地区始终游离在中原政权之外，四川则一直是中国的茶业中心，西汉王褒的《僮约》中的“烹荼尽具”、“武阳买荼”等记载，就是有关早期四川茶产业的真实情况，这个武阳就位于今日的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区。
秦汉大一统后，茶从汉晋的药物一路走来，到唐代以陆羽《茶经》为标志，饮食茶叶的习俗逐渐风靡全国，唐中期，茶叶产量大大增加，地方饮茶风俗兴盛，江南部分地区出现了茶粥、茶饮，留下了“坐客竞下饮、比屋皆饮之”的饮茶记载盛况。
在唐时，除原有的四川和云南茶区外，湖北、湖南、河南、安徽、浙江，江苏等东南地区都在引种茶叶（滇外小叶种），辟园种茶，不过由于地处亚热带、暖温带，以及开辟时间较短等原因，这些新茶区的茶树普遍比较矮小。
又因为中原人对云南茶不甚了解，各种史料中只对四川盆地及周边山区的高大茶树有所记载，最出名的莫过于《茶经》中的那句：“茶者，南方之嘉木也。一尺、二尺乃至数十尺，其巴山峡川，有两人合抱者，伐而掇之。”
看到这里，云南的茶友可能坐不住了：《茶经》里怎么没有记载云南茶啊？其实原因很简单，《茶经》成书于唐晚期，而云南大部份地区并不在唐朝疆域之内，而是属于独立的南诏政权，两国的关系也只能说是时好是坏。
更直接的原因是，公元752年（唐天宝十一年），唐政权和南诏政权发生了“天宝战争”，此战中伤亡的唐军达20万之巨，此后的40余年间，两国断绝往来，必经之路盐津豆沙关紧闭，大渡河上的桥索也被全部截断。
在南诏政权“闭关锁国”的同时，陆羽正在“全国”（唐疆域）各地的产茶地四处探访，创作《茶经》，因此我们可以大胆推测，此时的陆羽大概率不知道云南产茶的具体情况，倘若知道，应该也不敢为探茶而冒着生命危险偷渡“敌国”。
既然当时中原地区喝的茶都源自四川茶，那云南的濮人部落有没有“夺下一城”，比四川的巴蜀文明更早驯化出茶种呢？大抵是没有的，充分驯化茶树的标志，是栽培型茶树的出现，这就不仅要求当地具有丰富的野生茶树资源，还需要拥有一定的农耕经验和长期定居的生活方式。
先秦时期，云南尚处于游猎采摘，刀耕火种的迁徙部落时代，无法满足栽培型茶树诞生所必需的多年驯化和固定世居条件，此时的中华大地上也只有三大农耕发达的文明中心，即黄河流域的华夏文明，江汉地区的荆楚文明和四川盆地的巴蜀文明，其中又只有巴蜀地区气候适宜，且有野生茶资源，同时满足驯化栽培型茶树的三大条件。
对此，文献中也留下了相关记载，比如上文提过《日知录》中“自秦人取蜀以后，始有茗饮之事”的记载，再和两汉时期的《僮约》等文献对照，我们可以确定，巴蜀植茶时间至迟在春秋、战国之交，至战国晚期，中原地区已确切得知四川产茶。
然而，巴蜀人虽早于云南驯化出茶种，但在长远发展的目光上却远不及云南的各茶山民族，君不见，四川“巴山峡川，有两人合抱”的古茶树，早在唐朝就被“伐而掇之”（把大茶树直接砍倒了好摘叶子），这种竭泽而渔式的采茶方式，也让四川的古茶树资源在后来几乎消失殆尽。
而中原地区最早得知云南产茶的消息，则源自唐朝时期的一次间谍行动，当时，唐朝安南（今越南河内一带）经略使蔡袭为钳制实力膨胀的南诏国，派出幕僚樊绰暗中潜入云南境内收集情报，并在前人史料的基础上汇编出记录南诏国详实情况的《蛮书》，“茶出银生“的典故就出自该书。
这句“茶出银生城界诸山，散收无采造法，蒙舍蛮以椒薑桂和烹而饮之”，也被看做是迄今为止，最早以文字形式记录云南产茶情况的切实记录，“茶出银生城界诸山”也是江南体育下载平台注册 史中浓墨重彩的一个章节，之后陆离还会为茶友们具体介绍。
话又说回来，云南地区到底是什么时候才培育出栽培型大叶种茶树的呢？陆离的观点可能会出于很多茶友的预料——根据目前茶学界掌握的关于云南植茶、用茶的可靠文献资料、考古实物等有限证据来看，能有效支撑起云南充分驯化茶种的时间（而不是采摘食用野茶的初步驯化阶段），是东汉末年至三国时期的乱世，也就是说云南植茶只有不到2000年的历史。
在此之前的所谓物证，比如那棵号称有3200年，与商王朝一同诞生的凤庆·香竹箐古茶树，其实是缺少必要证据的，再比如那句殷周时期“伊尹朝献”时留下的“百濮……为献”，这里的“百濮”也并非云南濮人，篇幅受限，具体的论述，就让陆离在下期的专题文章再为大家一一解答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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